张爱玲的文字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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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文字散文

【简介】感谢网友“恩佐布鲁斯基”参与投稿,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张爱玲的文字散文(共8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张爱玲的文字散文

张爱玲的文字散文

(一)

一直想去铁岭,却一直都不敢去。

一直说服宽慰自己:我很忙;我要生活;我要工作;我没时间……

于是,心始得一丝安然。

其实自己明白:爱情只是一种传说,完美则是表象。

我不敢去铁岭,因为我怕现实与梦幻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落差,醒来后的自己从此会失去方向。

于是,小楼静卧听风雨,梦醒湖山遥遥望。

一样的夕阳沉潜,一样的暮晚烟云,不一样的是城市,无法穿越的是空间,常以思绪潜入,以笔墨眺望。这就叫天涯。

爱在天涯。也许只能这样。

你给过我一句誓言,或许是兴之所至信口胡言,或许是精心编造的一句谎言,而我已沉迷。最美的梦,最好是永远不要醒来。于是,只得用一生去成全。

关于幸福,我们需要做到的是选择性地遗忘;关于爱情,我们需要做好的是自欺,营造出一种足以迷醉性灵的幻像。

爱情,是生命里的一场抒情。唯有借助文字的书写,方能接近永恒,比时光短,比岁月长。

暖阳温煦,春色无限。一步一景,处处诗意野趣,纵是青石老巷,也处处春光。闲云一抹,浅水嫩荷;鸥鹭低飞,清溪柔波;烟柳倾城,蝴蝶兰长满山岗,紫云英紧偎成簇开放。

心,在一草一木间徜徉,却透不进一丝一缕的阳光。阳光透不进的地方,埋藏着爱情。

浮世倏忽,流年声远,烟雨旧梦,心头轻笼。有些痕迹,注定岑寂,却又明亮。

时光漫漫流逝,某些深藏在心底的记忆,却不曾随岁月远去而消淡。它们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重生,思念亦悄然生长,伴着我一起老去。

都说爱情是一只蝶,美丽动人。事实上,当爱情幻化成蝶,爱着的那个人便已走进了回忆。缘分,使人不得不彼此作别,岁月也无法走得坦然。

远山遥岑,终难望断。

(二)

四月春深。

踏着落了一地的樱花,心郁郁的、闷闷的,有隐约的疼痛。

那感觉,一如初读张爱玲的爱情句子。

此生,你不来找我,我亦不去寻你,就让我们隔着流水光阴,守着剩下的岁月,彼此各自安好,现世安稳。

咀嚼回味,越发生疼。

突然开始怀念张爱玲。

那个传奇女子,她挥舞着美丽的`手势,以苍凉的笔触,写就一篇又一篇悲情的故事。

撰写出的人物,来不舍,然后相去天涯。情与缘,总不由己。

烟花那么凉,爱情那么伤。

思与怅惘,此消彼长。碧落黄泉,落叶随风葬,只缘于最初风给予的飘落。

她爱他,有错么?那个叫胡兰成的才子。

或许,这世间一切都可以以对错来作判别,唯独爱情不能。

爱情,是一道深渊,没有人可以左右自己。

纵使她洞见爱情本质,纵使她练达世故,凛然旁观又如何?到最后,死与生,同样寂寞。

爱你,莫问值不值得,又何来回头路。

曾经路过,曾经爱过,到最后,纵使是只酿得一杯苦烈的酒,也要闭目饮干。

是美丽,也是哀愁。

(三)

常常,孤身一人行走火车道旁,看一列列火车缓缓驶出,驶向远方。

远方,必定有属于心灵的向往天堂。

春水盈盈,微雨苍茫。云霓青霭,你在何方?

若能穿越空间,我想走近爱情,走进你的人生,不辜负尊前花月,不虚掷大好青春。

念与爱,必定为心所不能及。

爱,若能在流年中风干,风干成剪影模样,又何须计较人生只是云梦一场。

若能穿越时光,我想溯回到民国,与张爱玲同生,走近她,走进她的笔下人生,白的淡然,黑的幽暗,迤逦成一抹苍凉,在她的幽幽叹息里得以永生。

走进常德路,走进老时光,重回十里洋场,凝目百年繁华深处,寻觅那一处残存的荒凉。

荒凉,是属于张爱玲的,也属于我。

徒步行走在太原路上,我向一个年轻人打听张爱玲故居所在,年轻人告诉我,张爱玲安葬在南京。再向另一个上海本地的年轻人打听,年轻人思索了好大一会才告诉我,你所说的这个人,应该是住在徐汇区,具体位置就不清楚了。

我知道,当局对于张爱玲向来是封杀的,对于她,知之甚少的人,大有人在。

又或许,是时光过于凌厉过于残酷,任你如何辉煌,到最后终究会被人遗忘。

与繁华相对,曾经的铅华渐变岑寂。

爱,是不可言说的伤。痴与怨,只能诉诸纸上。

文字,是一种哭泣,只是,没有泪滴。

触摸着张爱玲曾经触摸过的物件,老宅里隐约弥散起一股气息,深沉而凝重,幽长且哀怨,似低吟,似叹息......

篇2:张爱玲散文文字特点

张爱玲散文文字特点

(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是很少见的。应当说,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可以说是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小说的,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作品中运用、体现出的传统的东方式的意境和情趣,将在其它章节简述。

篇3:张爱玲文字特点

张爱玲文字特点

常常有许多作家提到对个别词汇的欲罢不能,张爱玲也是。她的小说语言色彩鲜明浓厚,音调铿锵,特数字词所具有的气味颜色,音高质感都能被她运用得淋淋尽致。

张爱玲,19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瑛,出身名门。1939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因二战改入香港大学。1942年返回上海,开始以文谋生。在《泰晤士报》、《紫罗兰》、《万象》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作品。张爱玲擅于将西方小说艺术与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相结合,以上海、香港为背景描写两性关系、婚姻关系。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前期作品结集为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影响深远。张爱玲于1952年赴香港,1954年发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1955年赴美,1977年发表《红楼梦魇》。1995年逝于美国洛杉矶。本文从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张爱玲的前期作品进行研究,揭示了张爱玲女性写作的独特表现:以上海、香港十里洋场半官半宦人家的女性生活为故事背景,深入透视剖析女性心理,成功运用月亮、镜子两种具女性内涵的意象,对女性内在的奴性意识做了全面自觉的曝光。

张爱玲通过写作实现了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根本的扬弃和批判,超越了“五四”新文学中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病态意识的揭示填补了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方面的一个空白。张爱玲的女性写作的成功与家庭影响、个人经历、特殊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爱玲女性写作的题材和风格给后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1943年她成为职业作家,并以第一 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

(一)、张爱玲写作手法

张爱玲虽被评价为“旷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断异国他乡。她的生平让她始终不能摆脱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哀和深刻的苍凉感,这对她小说中悲凉气氛形成了影响。女性意识的显现经历了偶露峥嵘、蓬勃发展、全面深化和黯然消亡这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张爱玲借助三篇少年习作完成了其女性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向,初步显现其女性意识;

在第二阶段,张爱玲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小说创作由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的视角,转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行关系,再转向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其女性意识得到强力彰显和蓬勃发展;

在第三阶段,张爱玲小说从男女焦虑、女性尴尬、女性裂变、颠覆男性等视角全面审视了在男性强权笼罩下女性存在的种种状态,实现了其女性意识的全面深化;

在第四阶段,随着远离大陆熟悉的环境,再加上种种原因的存在,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要么背离了女性主义书写传统,要么仅仅重复曾经有过的视角和主题,其小说创作由于创造性、开拓性不够显示出女性意识的匮乏,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也就此迈向了黯然消亡的终点。由于从小就受到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人格。加之她命运多舛,导致了她的性格也极其矛盾: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却一生多孤独,还骄傲的声称自己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悲天悯人、通情达理,而她本人却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她将生活艺术化和享乐化,但文字中却充满了悲凉和贵族没落、世事沧桑、处境逼仄„„,因此不论她得人生,还是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悲伤,和难以把握的失落的凄凉。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伦理为题材,她以清贞决绝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视野,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凄绝的笔调,奇妙的意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苍凉的传奇。男女主人翁爱与恨的交织,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恒久主题。她把自己对时代的内心焦灼,投影到自己的小说中,营造了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悲哀和苍凉感。以其凄艳的笔调,诡异的意象,独特的人生体验,为世人留下作品.她仗着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聪颖,以独特的手法,运用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写出了由男性作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通过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的卑弱的表现,让人看到这些可悲女子陷于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让人透过传奇性的故事看到世态的炎凉,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

(二)、张爱玲写作背景

她所出的时代是价值冲突的时代,她有着深刻的觉醒意识.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与个人存在价值的探索中,她是大无畏的,也是痛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当女作家思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境况时,她们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方式,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

“五四”女性小说一开始就表现了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当男作家在时代的大潮中极力捕捉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女作家却更倾注于女性个人的真实、复杂的心理感受。

女作家们及时地把握住历史赐予的最佳时机,他们从长期被压抑、迫害的境地中冲出,迫不及待地抒发“自我”,控诉封建旧礼教的罪恶。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同刚开闸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而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主题已经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的问题。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现,因而女作家“追随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的早期传统”,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使其创作“带有自传性质”。

“五四”女作家向“自我”的内转,正说明了她们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自省,应该说是女性文学的进步,她们开发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地.张爱玲也象“五四”以来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从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人性中自私、冷漠、残酷的揭示,有她自己生活经历的现实基础,但这个现实是在她“主观放大镜”下的现实,有别人达不到的深度,也有难以避免的偏颇。从她作品中人物内心的体验,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内心体验;从她对人物的剖析,能看出她的主观色彩与自己生活经历的投影。关于人生的思考,两性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张爱玲以自身的体验在作品中做出了回答。张爱玲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使她对世事无常有了深切的体认,并形成了异常独特的感知方式,她总是能够敏锐的捕捉到蕴含在寻常事物里的荒凉和破败. 她对女性灵魂的审视与理想世界的追寻是一贯的.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与女性出路的思考是深刻的。

(三)、张爱玲作品特点

用两个字来形容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冷静。她似乎总站在第三者的视角,以局外人的态度冷静的陈述现实和现实中的人性表露。小说中的语言之精准,词句之凝练,“前人之述备矣”。 文字似乎不能用冷静来形容,但是除了这两个字,不能更恰当的形容张爱玲的文字。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事态的进展,冷静的叙述。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激烈的争斗,多么凄美的爱情,在张爱玲笔下,一律冷静。而这冷静中流露出的冷酷,更让人心生寒意。现实的威力在她冷静的叙述中表露无疑。美好的情感在现实残酷的扼杀下毁于一旦。在她冷静的语调中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以讲故事的口吻来讲述现实,冷静的话语来叙述,对于现实的残酷的表达,其效果比激烈的控诉更加明显。

1.张爱玲作品的主题思想

冷静的语言叙述残酷的现实,这现实也显得冷静起来。虽然残酷,却是再自然不过,似乎不这样便违背了自然规律一般。代表人物便是《金锁记》中的七巧。七巧原是麻油店中的女儿,嫁给了姜家身残病弱的二少爷。因此毁了她的一生。平凡人家的女儿嫁进大户人家,生活上的不习惯,个性的倔强,使她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爱玲对于她婚后五年的生活没有多加描述,只从五年后说起。然而七巧生活的压抑也可以想象。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人性的扭曲与畸形是在所难免的。

七巧心里还存着对幸福的渴望,然而现实的残酷又让她不得不防。严苛的现实逼得她的人格发生巨大的转变,她只识得金钱了。人性发生巨大的扭曲与变化,在这冷静而残酷的现实中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似乎不发生变化,倒不正常了。在这现实中,人性的转变是再自然不过的。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极少有喜剧,即便是有了一个好些的结局,其过程也必是曲折的,不肯顺顺当当的让人家在一起。这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但是,她也有着对幸福的憧憬,因此,在她的笔下也有得到幸福的女子。张爱玲的作品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审视女性灵魂,一部《传奇》揭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女性人物画卷,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女性—一在现代社会里的困惑、挣扎乃至屈辱的沉沦。她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细腻的文笔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都市旧家庭中发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之所以“传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爱玲对故事中女性形象的独特书写。无论是从父亲缺失的角度入手写女性,还是写旧家庭中那些具有“娜拉”型的女性形象,她都写得得心应手。本文以“五四”时期的“娜拉”型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整个女性话语的流变为展开脉络,以女性主义理论为知识背景,用历史与逻辑的基本方法,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造成张爱玲作品中这类“娜拉”型女性的相关因素进行仔细地分析和解读,希望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解读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敞亮这些人物的精神内涵,解释其在现代文学人物历史链条中的作用,进而能更好地引起学界对女性解放和女性生存现状的重新思考和对女性的重视。“娜拉”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剧中的女主角娜拉是一个渴望摆脱对丈夫经济上的依赖,不愿意做丈夫的玩偶,勇于走出自家大门,去追寻自己生活的女性。

“五四”时期,随着《玩偶之家》的传播,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娜拉”风,鲁迅、胡适、庐隐、石评梅等作家纷纷撰文,塑造了一系列“娜拉”型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也有一些“娜拉”型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具有乐观、积极向上的特点,她们追求进步和思想解放,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五四”时期“娜拉”型女性形象走的是一条离家——追求爱情和自由——(受到经济压迫)回家的道路。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娜拉”型女性形象最初是逃离夫家或父家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爱情,虽然追求的过程中她们也同样面对来自金钱、物质生活的诱惑或者家庭和伦理道德的摆布,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 她们仍在不断地抗争和争取,为属于自己的幸福不断地努力,其中的过程很艰辛,也会面临着失败,但是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乐观、积极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女性这个名词已经不是对所有女同胞的一个集合的代名词,她是女性存在于社会的最好体现。

张爱玲就是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引起我们对女性生存现状和命运的思考。整篇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女性话语流变过程,并对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是整篇论文的主要部分,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分别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三个不同的时代来阐述中国女性的现代话语;第二章主要阐述张爱玲的女性话语及其笔下的“娜拉”形象,这一部分包括三小节内容,第一小节讲的是张爱玲的女性话语,第二节以《霸王别姬》为例,讲述了“娜拉”形象在张爱玲作品中的最早体现,第三小节重点分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娜拉”形象;第三章分别从张爱玲与城市的关系、张爱玲高贵的出身和张爱玲“娜拉”思想内涵探究三方面探讨张爱玲的“娜拉”思想。

张爱玲对女性弹奏的是悲悯与痛惜的音调,对她笔下的女人自身的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进行人性探视。她把女性放在世俗人生此岸,而不是理想世界彼岸,让她们于人生荧屏前敞开没有一个“完好”的灵魂,展露她们各个不同的缺陷和变异,意在启示人们懂得: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不去剔除积存在深层意识中的锈斑,带着一颗扭曲的灵魂,不去改变已经长期习惯了的性格的平庸,也就没有独立人格的追求、没有本体素质的提高,女性就无法解放自己,也无法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诞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女性文学中的新女性们,呼唤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

张爱玲的笔下,因时事成就的爱情,最经典的就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有人评价《倾城之恋》,说一个人家离了婚的小姐与一个老留学生之间,因为一座城市的陷落而成就的爱情。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人,都曾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而这波折给他们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因此在面对彼此的时候,尽管彼此都有意思,也难以像一般人那样的投入。 香港的陷落之所以成就他们,也是人性使然。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人本能的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救命稻草。但是,在时事中成就的爱情毕竟是少数。张爱玲的小说是现实的,她笔下的爱情,也是在现实中随波逐流。更多的情感在现实中磨灭。

2.张爱玲写作特点

独特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张爱玲独到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一直在打动读者的心。她的文字,用优美畅达、厚积薄发、传神精准、流畅自然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新颖别致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描写,对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绘也细致入微。

语言上看,张爱玲的用词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干净利落、时而深刻精辟、时而曲折婉转,但都摆脱不了悲哀和琐碎的调子,表现出巧妙的特点。以及畸形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悲剧。张爱玲对笔下的女性着色非常苍凉,她们人格和心灵被扭曲着、撕裂着,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情感,表现出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道德心理,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无奈与悲凉。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站在女性的角度,用她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来审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小的家庭环境中的沉浮。她们对生活的困窘、不安、琐碎、挫折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挖掘了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精神和文化的双重扭曲。展现了女性全部的弱点,反馈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抒写了深刻而直白的、饱含着悲剧美的生命之沉痛。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中的、卑微可怜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无论怎样挣扎都走不出自己既定的命运。小说中对人物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充满灵性心理刻画。虽说文字表达的精当,对意象扑捉的精妙,用情节推进来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的特色,但独特的、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更让她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回味无穷。

张爱玲十分擅长对心理的剖析和描写,她的作品的文字,能根据故事的进展,立刻营造出相搭配的气氛。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意象是指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的意蕴。在封建家庭和西洋文化的双重熏陶下,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更融入了现代西洋小说的精髓,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张爱玲善于运用意象手法,她营造的意象,既有不厌其烦的对于传统意象的袭旧和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等,呈现出具体的形态。

篇4:张爱玲短篇散文

张爱玲短篇散文

《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篇5:张爱玲散文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①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①瓦格涅,通译为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一生致力于歌曲创作,代表作有《尼伯龙根指环》等。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①、“melancholy”②,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①splendour,辉煌,壮丽②melancholy,忧郁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侮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①,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饱,爬满了蚤子。

篇6:张爱玲经典散文

正月里乡下照例要做戏。这两天大家见面的招呼一律都由“饭吃了没有?”变成了“看戏文去啊?”闵少奶奶陪了我去,路上有个老妇人在渡头洗菜,闵少奶奶笑吟吟地大声问她:“十六婆婆,看戏文去啊?”我立刻担忧起来,怕她回答不出,因为她那样子不像是花得起娱乐费的。她穿着蓝一块白一块的百衲袄,蹲在石级的最下层,脸红红的,抬头望着我们含糊地笑着。她的脸型扁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一个小姑娘羞涩的笑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的。闵少奶奶一径问着:“去啊?”老妇人便也答道:“去口欧!你们去啊?”

闵少奶奶便又亲热地催促着:“去啊?去啊?”说话间,我们业已走了过去,踱过高高低低的黄土陇,老远就听见祠堂里“哐哐哐哐”锣鼓之声。新搭的芦席棚上贴满了大红招纸,写着许多香艳的人名:“竺丽琴,尹月香,樊桂莲。”面对着隆冬的淡黄田地,那红纸也显得是“寂寞红”,好像击鼓催花,迅即花开花落。 本文来自织梦

唯其因为是一年到头难得的事,乡下人越发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众口一词都说今天这班子蹩脚,表示他们眼界高,看戏的经验丰富。一个个的都带着懒洋洋冷清清的微笑,两手拢在袖子里,唯恐人家当他们是和小孩子们一样的真心喜欢过年。开演前一天大家先去参观剧场,提起那戏班子都摇头。唯有一个负责人员,二三十年纪,梳着西式分头,小长脸,酒糟鼻子,学着城里流行的打扮,穿着栗色充呢长袍,颈上围着花格子小围巾,他高高在上骑在个椅子背上,代表官方发言道:“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榴溪这地方也请不起!

是哦?”虽不是对我说的,我在旁边早已顺带地被折服了,他兀自心平气和地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班子我没看见,不敢说好的一个字。行头是好的!班子呢是普通的班子。”

闵少奶奶对于地方戏没什么兴趣,家下人手又缺,她第二天送了我去便回去了。这舞室不是完全露天的,只在舞台与客座之间有一小截地方是没有屋顶。台顶的建筑很花哨。中央陷进去像个六角冰纹乳白大碗,每一只角上梗起了棕色陶器粗棱。戏台方方的伸出来,盘金龙的黑漆柱上左右各黏着一份“静”与“特等”的纸条。右边还高挂着一个大自鸣钟。

台上自然有张桌子,大红平金桌围。场面上打杂的人便笼手端坐在方桌上首,比京戏里的侍役要威风得多。他穿着一件灰色大棉袍,大个子,灰色的大脸,像一个阴官,肉眼看不见的可是冥冥中在那里监督着一切。

下午一两点钟起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舞台上有真的太阳,奇异地觉得非常感动。绣着一行行湖色仙鹤的大红平金帐幔,那上面斜照着的阳光,的确是另一个年代的阳光。那绣花帘幕便也发出淡淡的脑油气,没有那些销洋庄的假古董那么干净。我想起上海我们家附近有个卖杂粮的北方铺子。他们的面粉绿豆赤豆,有的装在口袋里,屉子里,玻璃格子里,也有的装在大瓷瓶里,白瓷上描着五彩武侠人物,瓶上安着亭亭的一个盖,瓷盖上包着老蓝布沿边(不知怎么做上去的),里面还衬着层棉花,使它不透气。衬着这蓝布垫子,这瓶就有了浓厚的人情味。这戏台上布置的想必是个中产的仕宦人家的上房,但是房间里一样还可以放着这样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喂雀子的小米,或是糖莲子。可以想象房间里除了红木家具屏风字画之外还有马桶在床背后。乌沉沉的垂着湘帘,然后还是满房红焰焰的太阳影子。仿佛是一个初夏的下午,在一个兴旺的人家。

一个老生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已经唱了半天了。他对观众负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生平所作所为都要有个交代。

我虽听不懂,总疑心他在忠君爱国之外也该说到赚钱养家的话,因为那唱腔十分平实。老生是个阔脸的女孩子所扮,虽然也挂着乌黑的一部大胡须,依旧浓装艳抹,涂出一张红粉大面。天气虽在隆冬,看那脸色似乎香汗淫淫。他穿的一件敝旧的大红金补服,完全消失在大红背景里——本来,他不过是小生的父亲,一个凄惨的角色。

他把小生唤出来,吩咐他到姑母家去住一向,静心读书,衙门里大约过于吵闹。小生的白袍周身绣蓝鹤,行头果然光鲜。他进去打了个转身,又换了件柠檬黄满绣品蓝花鸟的长衣,出门作客,拜见姑母。坐下来,便有人护惜地替他把后襟掀起来,高高搭在椅背上,台下一直可以看见他后身大红裤子的白裤腰与黑隐隐的汗衫。姑侄正在寒暄叙话,小姐上堂来参见母亲,一看见公子有这般美貌,顿时把脸一呆,肩膀一耸,身子向后一缩,由拍板帮着腔,竟像是连了打两个噎。然后她笑逐颜开,媚眼水灵灵地一个一个横抛过来;情不自禁似的,把她丰厚的肩膀一抬一抬。得空向他定睛细看时,却又吃惊,又打了两个噎。观众噗嗤噗嗤笑声不绝,都说:“怎这么难看相的?”又道:“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都这么难看?”又批评:“腰身哪有这么粗的?”我所了很觉刺耳,不免代她难过,这才明白中国人所谓“抛头露面”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旦角生得也并不丑,厚墩墩的方圆脸,杏子眼,口鼻稍嫌笨重松懈了些;腮上倒是一对酒涡,粉荷色的面庞像是吹涨了又用指甲轻轻弹上两弹而侥幸不破。头发仿照时行式样,额前堆了几大堆;脸上也为了趋时,胭脂擦得淡淡的。身穿鹅黄对襟衫子,上绣红牡丹,下面却草草系一条旧白布裙。和小生的黄袍一比,便给他比下去了。一幕戏里两个主角同时穿黄,似乎是不智的,可是在那大红背景之前,两个人神光离合,一进一退,的确像两条龙似的,又像是端午节闹龙舟。

篇7:张爱玲散文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莱、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①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恩,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②。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③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莱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倍。

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有个表婶,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④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要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来的有些待。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二月之雪又霏霏了,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然而说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西去的迟迟的云是忧人的,

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

无声地,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

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恋之花,

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滂薄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得压紧,更为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方,“言语似夜行车”,断断续续,远而凄抢。再如后来的

你在同代前殉节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

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撇下来,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技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妨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佐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篇8:张爱玲经典散文

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从前大概有过,在古装话剧电影里看到,是把雍容揖让的两只大袖子徐徐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比;古时的舞女也带着古圣贤风度,虽然单调一点,而且根据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似乎是较泼刺的姿态,把月亮都扫下来了,可是实在年代久远,“大垂手”“小垂手”究竟是怎样的步骤,无法考查了,凭空也揣拟不出来。明朝清朝虽然还是笼统地歌舞并称,舞已经只剩下戏剧里的身段手势。就连在从前有舞的时候,大家也不过看看表演而已,并不参加。所以这些年来,中国虽有无数的人辛苦做事,为动作而动作,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却是没有的。(除非在背人的地方,所以画特别多。)浩浩荡荡的国土,而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有可怕的。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认为不正当,也有人为它辩护,说是艺术,如果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实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份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装扮得很像样的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就是社交。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为了要避免交换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种谈话的替代品,例如“手谈”。跳舞是“脚谈”,本来比麻将、扑克只有好,因为比较基本,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但是里面艺术的成份,如果有的话,只是反面的:跳舞跳得好的人没有恶劣笨拙的姿态,不踩对方的脚尖,如此而已。什么都讲究一个“写意相”,所以我们的文明变得很淡薄。

外国的老式跳舞,也还不是这样的,有深艳的情感,契诃夫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是我所看见的写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眉和胸,很疲倦的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的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的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

看的人齐声喝采:“好呀!好呀!”

但是,渐渐的那高大的军官也兴奋起来了;他慢慢的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轻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猾地看着他,仿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仆。

现在的探戈,情调和这略有点相像,可是到底不同。探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累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鲜红的阔腰带,毒药,匕首,抛一朵玫瑰花给斗牛的英雄——没有罗曼斯,只有罗曼斯的规矩。这夸大,残酷,黑地飞金的民族,当初的发财,因为太突兀,本就有噩梦的阴惨离奇,现在的穷也是穷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绝望。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的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xx。

这种嗦,现代人是并不喜欢的,因此探戈不甚流行,舞场里不过偶然请两个专家来表演一下,以资点缀。美国有一阵子举国若狂跳着Jitterbug(翻译出来这种舞可以叫做“惊蛰”。)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疲筋力尽为止。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可是头脑简单不一定是稚气。孩子的跳舞并不是这样的,倒近于伊莎多娜·邓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栏干,常常铁栏干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眉弯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

我母亲说的,

我再也不能

和吉卜赛人

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拍拍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她和她姊姊玛丽亚都是孤儿,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在美国人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样会落到这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做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纟卒縩下跪做祷告。纳塔丽亚苍白的小长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惫赖。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人,她脾气好而邋遢,常常挨打,她姊姊玛丽亚比较懂事,对上头人知道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恨毒。玛丽亚生着美丽的小凸脸,才来的时候,听说有一头的金黄鬈发,垂到脚跟,修道院的尼僧因为梳洗起来太麻烦,给她剪了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有一次我们宿舍里来过贼,第二天早上发现了,女孩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跑,整个的暑假没有这么自由快乐过。她们拥到我房门口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希望,仿佛应当看见空房间。我很不安地说没丢什么。

还有个暹罗女孩子玛德莲,家在盘谷,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庙宇里的舞者都是她那样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尖尖的棕黄脸刷上xx,脸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腿手臂各有各的独立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活得不可能,各自归荣耀给它的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除开这些孩子,我们自己的女同学,马来亚来的华侨,大都经过修道院教育。淡黑脸,略有点龅牙的金桃是娇生惯养的,在修道院只读过半年书,吃不了苦。金桃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和其他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戏园子里遇见,看见小姊姊穿着洋装,嘴里并不做声,急忙在开演前赶回家去换了洋装再来。她生活里的马来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差不住脚。从另一个市镇来的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做月女,那却是非常秀丽的,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第一次见到她,她刚到香港,在宿舍的浴室里洗了澡出来,痱子粉喷香,新换上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银十字架,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说:“这里真好。在我们那边的修道院里读书的时候,洗澡是大家一同洗的,一个水门汀的大池子,每人发给一件白罩衫穿着洗澡。那罩衫的式样……”她掩着脸吃吃笑起来,仿佛是难以形容的。“你没看见过那样子……背后开条缝,宽大得像蚊帐。人站在水里,把罩衫撸到膝盖上,偷偷地在罩衫底下擦肥皂。真是……”她脸上时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表情,她那清秀的小小的凤眼也起了红锈。她又说到那修道院,园子里生着七八丈高的笔直的椰子树,马来小孩很快地盘呀盘,就爬到顶上采果子了,简直是猴子。不知为什么,就说到这些事她脸上也带着羞耻伤恸不能相信的神气。 本文来自织梦

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住不了多时,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我们在街上遇见她都远远地吐口唾沫。都说她一定是懂得巫魇的。”“也许……不必用巫魇也能够……”我建议。“不,一定是巫魇!她不止三十岁了,长得又没什么好。”“即使过了三十岁,长得又不好,也许也……”“不,一定是巫魇,不然他怎么那么昏了头,回家来就打人——前两年我还小,给他抓住了辫子把头往墙上撞。”会妖法的马来人,她只知道他们的坏。“马来人顶坏!骑脚踏车上学去,他们就喜欢追上来撞你一撞!”

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打仗的时候她哥哥嘱托炎樱与我多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xx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她的空虚是像一间关着的,出了霉虫的xx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在上海的高尚之仕女之间,足尖舞被认为非常高级的艺术。曾经有好几个朋友这样告诉我:“……还有那颜色!单为了他们服装布景的颜色你也得去看看!那么鲜明——你一定喜欢的。”他们的色采我并不喜欢,因为太在意想中。阴森的盗窟,照射着蓝光,红头巾的海盗,觳觫的难女穿着白袍,回教君王的妖妃,黑纱衫上钉着蛇鳞亮片。同样是廉价的东西,这还不及我们的香烟画片来得亲切可念,因为不是我们的。后宫春色那一幕,初开幕的时候,许多舞女扮出各种姿态,凝住不动,嵌在金碧辉煌的布景里,那一刹那的确有点像中古时代僧侣手抄书的插画,珍贵的“泥金手稿”,细碎的金色背景,肉红的人,大红,粉蓝的点缀。但是过不了一会,舞女开始跳舞,空气即刻一变,又沦为一连串的香烟画片了。我们的香烟画片,我最喜欢它这一点;富丽中的寒酸。画面用上许多金色,凝妆的美人,大乔二乔,立在洁净发光的方砖地上,旁边有朱漆大柱,锦绣帘幕,但总觉得是穷人想象中的富贵,空气特别清新。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可是足尖舞里的反高潮我不能够原谅;就坐在最后一排也看得见俄罗斯舞女大腿上畸形发达的球状的筋,那紧硬臃肿的白肉,也替她们担忧,一个不小心,落脚太重,会咚地一响。舞剧《科赛亚》,根据拜伦的长诗;用舞来说故事,也许这种故事是特别适宜的,就在拜伦的诗里也充满了风起云涌的动作。但是这里的动作,因为要弄得它简单明了,而又没有民间传说的感情作底子,结果很浅薄。被掠卖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一身表情,而且永远是适当的表情,所以无味而且不真实。真实往往是不适当的。譬如《红楼梦》,高鹗续成的部分,与前面相较,有一种特殊的枯寒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贾家败落下来了,应当奄奄无生气,而是他写得不够好的缘故。高鹗所拟定的收场,不能说他不合理,可是理到情不到,里面的情感仅仅是sentiments①,不像真的。《科赛亚》里的英雄美人经过许多患难,女的被献给国王,王妃怕她夺宠,放她和她的恋人一同逃走。然而他们的小船在大风浪里沉没了。最后一幕很短,只看到机关布景,活动的海涛,天上的云迅速往后移,表示小舟的前进。船上挤满了人,抢救危亡之际也还手忙脚乱摆了两个足尖舞的架式,终替全体下沉,那样草草的悲壮结局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机关布景,除了在滑稽歌舞杂耍(Vaudeville)里面,恐怕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看惯了电影里的风暴,沉船,战争,火灾,舞台上的直接表现总觉得欠真实。然而中国观众喜欢的也许正是这一点。话剧《海葬》就把它学了去,这次没有翻船,船上一大群人之间跳下了两个,扑咚蹬在台板上,波涛汹涌,齐腰推动着,须臾,方才一蹲身不见了。船继续地往前划,观众受了很大的震动起身回家。据说非得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把他们送走,不然他们总以为戏还没有完。

印度舞我只看过一次。舞者拉·黛薇并不是印度人,不知是中欧哪一个小国里的,可是在印度经过特别训练,以后周游列国,很出名。那一次的表演是非正式的,台很小,背景只是一块简陋的幕,可是那瘦小的妇人合着手坐在那里,盘起一只腿,脚搁在膝盖上,静静垂下清明的衣折,却真有天神的模样。许久,她没有动。印度的披纱,和希腊的古装相近,这女人非但没有希腊石像的肉体美,而且头太大,眼睛太小,坚硬的小瘪嘴,已经见得苍老,然而她的老是没有年岁的,这样坐着也许有几千年。望到她脸上有一种冷冷的恐怖之感,使人想起萧伯纳的戏《长生》(“BacktoMethuselah)”,戏里说将来人类发展到有一天,不是胎生而是卵生,而且儿童时期可以省掉了,蛋里孵出来的就是成熟的少男少女,大家跳舞作乐恋爱画图塑像,于四年之内把这些都玩够了,厌倦于一切物质的美,自己会走开去,思索艰深的道理。这样可以继续活到千万年,仅仅是个生存着的思想,身体被遗忘了,风吹日晒,无分男女,都是黑瘦,直条条的,腰间围一块布。未满四岁的青年男女把他们看作怪物,称他们为“古人”。虽有“男性的古人”与“女性的古人”之分,看上去并没多少不同。他们研究数理科学贯通到某一个程度,体质可以自由变化,随时能够生出八条手臂;如果要下山,人可以瘫倒了成为半液体,顺着地势流下去。拉·黛薇的舞,动的部分就有那样的感觉。她掐着手指,并着两指,翘起一指,迅疾地变换着,据说每一个手势在婆罗门教的传统里都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但据我看来只是表示一种对于肢体的超人的控制,仿佛她的确能够随心所欲长出八条手臂来。

第二支舞,拉·黛薇换了一条浅色的披纱,一路拍着手跳出来,踢开红黄相间的百褶裙,臂上金钏铿锵,使人完全忘记了她的老丑。圆眼珠闪闪发光,她是古印度的少女,得意扬扬形容给大家看她的情人是什么模样,有多高,肩膀有多宽,眼睛是怎样的,鼻子,嘴,胸前佩着护心镜,腰间带着剑,笑起来是这样的,生起气来这样的……描写不出,描写不出——你们自己看罢!他就快来了,就快来了。她屡次跑去张看,攀到树上了望,在井里取水洒在脸上,用簪子蘸了铜质混合物的青液和眼尾描得长长的。

拉·黛薇自己编的有一个节目叫做“母亲”,跳舞里加入写实主义的皮毛,很受欢迎,可是我讨厌它。死掉了孩子的母亲惘惘地走到神龛前跪拜,回想着,做梦似地摇着空的摇篮。终于愤怒起来,把神龛推倒了,砰地一声,又震惊于自己的叛道,下跪求饶了。题材并不坏,用来描写多病多灾的.印度,印度妇女的迷信与固执的感情,可以有一种深而狭的悲惨。可是这里表现的只有母爱——应当加个括弧的“母爱”。母爱这个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

提起东宝歌舞团,大家必定想起广告上的短裤子舞女,歪戴着鸡心形的小帽子。可是她们的西式跳舞实在很有限,永远是一排人联臂立正,向右看齐,屈起一膝,一踢一踢;呛地一声锣响,把头换一个方面,重新来过;进去换一套衣服,又重新来过。西式节目常常表演,听说是因为中国观众特别爱看的缘故。我只喜欢她们跳自己的舞,有一场全体登台,穿着明丽的和服,排起队来,手搭在前面人的背上,趔趄着脚,碎步行走,一律把头左右摇晃,活络的颈子仿佛是装上去的,整个地像小玩具,“绢制的人儿”。把女人比作玩具,是侮辱性的,可是她们这里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好玩的东西,一颗头可以这样摇那样摇——像小孩玩弄自己的脚趾头,非常高兴而且诧异。日本之于日本人,如同玩具盒的纸托子,挖空了地位,把小壶小兵嵌进去,该是小壶的是小壶,该是小兵的是小兵。从个人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种环境,我是不赞成的,但是事实上,把大多数人放进去都很合适,因为人到底很少例外,许多被认为例外或是自命为例外的,其实都在例内。社会生活的风格化,与机械化不同,来得自然,总有好处。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风景画里点缀的人物,那决不是中国画里飘飘欲仙的渔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极家常的;过桥的妇女很可能是去接学堂里的小孩。画上的颜色也是平实深长的,蓝塘绿柳树,淡墨的天,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可是正因为天下太平,个个安分守已,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样的头,说一样的客气话,这里面有一种压抑,一种轻轻的哀怨,成为日本艺术的特色。

东宝歌舞团还有一支舞给我极深的印象,“狮与蝶”。舞台上的狮子由人扮,当然不会太写实。中国的舞狮子与一般石狮子的塑像,都不像狮子而像叭儿狗,眼睛滚圆突出。我总疑心中国人见到的狮子都是进贡的,匆匆一瞥,没看仔细,而且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创造怪兽,如同麒麟之类——其实人要创造,多造点房子瓷器衣料也罢了,造兽是不在行的。日本舞里扮狮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个人,不过戴了面具,大白脸上涂了下垂的彩色条纹,脸的四周生着朱红的鬃毛,脑后拖着蓬松的大红尾巴,激动的时候甩来甩去。“狮与蝶”开始的时候,深山里一群蝴蝶在跳舞,两头狮子在正中端坐,锣鼓声一变,狮子甩动鬃尾立起来了,的确有狮子的感觉,蝴蝶纷纷惊散;像是在梦幻的边缘上看到的异象,使人感到华美的,玩具似的恐怖。

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中国人对小孩的态度很少得当的。外国人老法一点的是客气而疏远,父母子女仿佛是事务上的结合,以冷淡的礼貌教会了小孩子说:“我可以再吃一片吗?我可以带小熊睡觉吗?”新法的父母未结婚先就攻读儿童心理学,研究得越多越发慌,大都偏于放纵,“亲爱的,请不要毁坏爸爸的书”,那样恳求着;吻他早安,吻他晚安,上学吻他,下课吻他。儿歌里说,“小女孩子是什么做成的?糖与香料,与一切好东西。”可是儿童世界并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珑,“小朋友,大家搀着手”那种空气。美国有一个革命性的美术学校,鼓励儿童自由作画,特出的作品中有一张人像,画着个烂牙齿戴眼镜的坏小孩,还有一张,画着红紫的落日的湖边,两个团头团脑的阴黑的鬼,还有一张,全是重重叠叠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电影《狸宫歌声》里面有个女仙,白木莲老树的精灵,穿着白的长衣,分披着头发,苍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脸,极高极细的单调的小嗓子,有大段说白,那声音尽管娇细,听了叫人背脊上一阵阵发冷。然而确实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与《白雪公主》卡通片里的葡萄干广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宫歌声》与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丽的童话,狄斯耐的《白雪公主》与《木偶奇遇记》是大人在那里卑躬曲节讨小孩喜欢,在《狸宫歌声》里我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有个日本人藐视地笑起来说前者是给小孩子看的,后者是给没受过教育的小姐们看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惭愧。《舞城秘史》的好,与它的传奇性的爱仇交织的故事绝不相干。固然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动人之点,父亲被迫将已经定了亲的女儿送给有势力的人作妾,辞别祖先。父亲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泪,颤声诉说他的不得已,女儿跪在后面,只是俯伏不动,在那寒冷的白格扇的小小的厅堂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来报仇,老仆人引她去和他见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头,背过身去。仆人为难地唤着“小姐……小姐……”她只是低徊着。仆人说:“……在那边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曲曲前去。未婚夫在沙滩上等候,历尽千辛万苦冒险相会,两人竟没有面对面说一句知心话;他自管自向那边走去,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面……”她默默地在后面跟随,在海边银灰色的天气里。他突然旋过身来,她却又掉过身去往回走,垂着头徐徐在前走,他便在后面远远跟着。最近中国话剧的爱情场面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缠绵的步子,一个走,一个跟,尽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义凛然地往前踏一步,胆小如鼠的坏蛋便吓得往后退一步,目中无人地继续往前走,他便连连后退,很有跳舞的意味了。《舞城秘史》以跳舞的节日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阳下舒手探脚百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谁不跳舞的是呆子!”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画面很淡,迷茫地看见花衣服格子布衣服里冒出来的狂欢的肢体脖项,女人油头上的梳子,老人颤动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无所谓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丛里,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一把捉住衣服,细数罪状,说了许多“怎么也落在我手里”之类的话,用日文来说,分外地长。跳舞的人们不肯做他的活动背景,他们不像好莱坞歌舞片里如林的玉腿那么服从指挥——潮水一般地涌上来,淹没了英雄与他的恩仇。画面上只看见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阳下耀眼的灰白的旋转。再拍到英雄,英雄还在那里和他的仇人说话,不知怎么一来仇人已经倒在地下,被杀死了。拿这个来做传奇剧的收梢,真太没劲了,简直滑稽——都是因为这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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